某人

这一刻不站出来,下一刻就永远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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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述思博客文章五篇《目前中国幸福的最大敌人是谁?》、《 大学生工资待遇不如农民工活该? 》、《机动车闯红灯该怎么处罚?》、《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大赛潜伏着神马?》、《 为“恭喜日本地震”感到羞耻》 。


目前中国幸福的最大敌人是谁?

目前中国幸福的最大敌人是谁?
也许广泛认同的答案是:收入分配差距。
随着个税起征点的上调、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幅上升、全员加薪步伐的提速,加上对垄断企业红利征收比重上调和收入福利状况的监管力度加强,这一局面会在今后几年得到强有力遏制。
甚至有专家据此乐观地预计:到十二五末,中国会成为人均年收入过30万的高薪国家。
但这不意味着所有公民可以公平地开始幸福生活。除了令人忧虑的通胀预期和居民投资渠道狭窄,就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制度性因素未获根本化解。
另一个潜伏的敌人会逐步扮演主角——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来临和城市化、工业化浪潮带来的新市民激增。
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马力最近披露,在全国而言,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差别是33万,“对于特大城市来讲,甚至上百万,一般来讲大城市是50万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就北京来讲,北京的差别现在是百万以上了。”
不幸的是,随着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带来的各种现实困境的加剧,城市管理有从公民社会向身份社会倒退的迹象,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近期北京出台的汽车、住房限购令,对非本市居民的歧视毫不掩饰,由于首都向来在全国公共政策、管理的强烈示范效应,随即引起各界一片质疑。
祭出的武器是徘徊在祖国上空几千年、至今仍未消除的户籍幽灵。仅仅因为身份不同,同为城市的建设者和纳税人,却在基本权利比如工资、就业、社会保障形成巨大落差,不仅涉嫌违背宪法,还实质加剧了大城市里居民之间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是城乡差距、城乡分割在都市的令人忧虑的延续。
当然,在户籍壁垒没有消除的前提下,各地也有缓慢的政策突破。2008年以来,广东、浙江、湖北、上海等地纷纷推行居住证制度,逐渐实现外来人口真正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就业、社保以及子女义务教育等政策。来自重庆的人大代表韩德云在2006年就提出建议,通过城市户口配额转换方式,建立“农民工身份转换制度”,以打工年限换城市户口。而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 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
不过,激增的人口与城市资源、管理的矛盾加剧,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维护稳定压力逐步升级,都在考验城市社会管理水平和能力。
当前社会管理体制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多数公众利益和核心诉求渐行渐远,户籍、出身、企业等身份差别,已成为拉大社会差距的幕后推手。
制度性身份固化在褫夺越来越多人公平博弈的权利,但之所以逆潮流得到城市决策者青睐,一方面的确能短期快速见效,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是迎合了既得利益者的内在诉求。
历史一再证明:凡是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决策都是注定行而不远的。
今年两会一号提案是农工党中央提交的“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的建议”。无疑切中肯綮。
  现在,幸福成了今年两会热词,成为一个全民向往的目标。
先从反制度歧视开始吧。户籍歧视是阻挡幸福的第一座可怕的大山。



大学生工资待遇不如农民工活该?

知识改变命运。耳熟吧,那是,系这个时代曾无比响亮的口号。
受这个口号蛊惑,很多寒门子弟便需要花很多银子,历经N年寒窗苦读,然后在通过竞争无比惨烈的高考,经过四年乃至更长的高等教育洗礼,毕业后拿着大学最宝贵的礼物——文凭走入社会,竟然发现需要和农民工兄弟抢夺职位,且工资待遇还普遍不及后者。
这不禁会让人发出一声叹息:瞧这弯路走的,还真不如别上那么多年学,直接打工算了——还能多积攒点用工单位越来越看重的工作经验,少让老爹老妈含辛茹苦几年。
华西都市报记者发现,在成都今年首场特大招聘会上,针对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待遇比农民工的待遇稍微低一点或者持平。成都人才市场对进场求职应届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显示,45%的被调查应届生求职者认为这是正常的,工资待遇高低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
估计不少人要讴歌新时期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积极为国分忧的精神了。
但有时爱国不仅需要热情,在这个社会矛盾多发期,更需要脑子。
要为这个违反常理、在全世界都显得无比怪诞的现象辩护,只需要简单地从大学生自身找原因就可以了:比如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比如知识丰富,能力低下;再比如学非所用,浪费青春等。
但似乎这个责任更多应该由中国教育来负。持续多年盲目的扩招、片面追求毛入学率、落后于市场需要的学科设置、日益利益化的办学宗旨,种种这些,怎么样保证学生质量?毕业直接可以加入无竞争力俱乐部了,靠啥子谋生呢?
深层次分析,随着社会不公的加剧,拼爹游戏的盛行,即使侥幸没被教育毁掉,走出校门也会面对潜规则组成的重重关山。本来应届生还可以通过国考改变命运,现在这扇大门也关上了,只好放弃人才这个光荣称号,走到劳动力市场和过去学习成绩不如自己的农民工朋友血拼,您说他们是爱国呢还是走投无路呢?
当然,大学生也不是高人一等,学了中文去卖猪肉、学了经济管理去当掏粪工,学了党史去摆地摊都是人家的自由,但结合他们付出的教育成本和国家投入的教育资金资源,要当成时代先锋全面推广其先进经验似乎有些昧良心,有关部门和高校至少应该反思下。
除这些因素,就是尽管经济界都在提倡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升级,但结合目前中国企业在世界产业链最低端,急功近利的山寨化风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大赛潜伏着神马?

鉴于全国人民都在抱怨工资涨幅跑不过CPI,各地政府闻风而动,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幅度密度之大,构成一场竞速大赛。
几个发达地区春节之后进行激烈PK,标王数次易主。
3月1日,广州宣布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每月1300元,成为首高。但一天后,深圳上海同时做出回应——深圳表面夺得榜首——每月1320元,而上海的每月1280元则含金量更足——不含最低社会保险费、公积金,如果加上这两项内容,最低工资则超过每月1600元。
统计显示,去年以来,中国已有约30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绝大部分省份的幅度超过10%。
表面上看,这对职工群众是一件好事,他们除了高唱《感恩的心》,真没啥说的。
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扬是大势所趋,而政府出手捍卫职工合法权益是分内职责,但从长远看,这场上调大赛未必是个福音。
首先,尽管恶意欠薪已经入罪,各项法规逐步走向健全,但结合目前中国执法现状,最低工资标准能否落实到位令人忧虑。加上职工在企业身处极端弱势地位,缺乏博弈能力,结合面对严峻就业压力,无奈放弃维权竟是上选。
深层次讲,企业工资定价是市场行为,应该按照规律随行就市,结合道德目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主身上普遍匮乏的血型,政府首要职责不是制定工资底线标准,而是健全劳资博弈的制度环境,健全日常监督检查,而非越俎代庖,在民营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未真正完成的今天,展开强制企业涨工资大赛。
其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部分处在产业链最低端的企业定会开动脑筋,将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为物价上扬推波助澜。而遵纪守法的企业却有破产之虞。
因此,从最低工资上调的幅度、节奏都应审慎、科学地设计,而不宜为了博取民意和政绩大干快上。比如美国最低工资标准是根据生活消费支出的涨幅,定期提升或降低。1997年的其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5.15美元,直到2007年才再次提高到5.85美元,10年间增长还不到1美元,到2009年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到了每小时7.25美元。
说白了,在法治的市场经济框架下,政府制定任何针对企业的公共政策,都应首先尊重市场,做充分的调研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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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闯红灯该怎么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可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有些地方在实际执行中加大了处罚力度,比如深圳规定闯一次罚一千,曾涉嫌处罚过重引起广泛争议。
但鉴于这一行为影响了交通秩序,而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威协他人和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激起了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GDP都全球第二了,怎么那么多国民还很二地驾车闯红灯呢?
是可忍孰不可忍。
2010年,施杰委员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醉驾入刑”提案,建议国家设立危险驾驶罪,严惩酒后驾车。提案提出之后被相关部门迅速采纳,当年8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就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罪名,并规定了量刑标准。法律出台后,酒后驾驶案件明显下降。
  在此基础上,施杰委员提议,驾车闯红灯应该列入“危险驾驶罪”的范畴。
过了。
首先,醉驾和闯红灯不是同一个性质的问题。醉驾是人在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危及别人安全,而闯红灯则是驾车人在大脑极度清醒的情况下抱有侥幸心理实施(误闯除外),其造成恶性后果的概率不可同日而语。
再说,公开闯红灯的特权车和公务车甚多,怎么界定是因公还是因私闯比鉴定醉驾要难,势必陷入执法困境,在此背景下,仅仅抓捕怀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的普通人显失公平,势必激发民愤,破坏和谐社会大好局面。
更重要的是:闯红灯是中国公民的积习,行人普遍勇敢冒死尝试,尤其骑车人更临危不惧,这种准自杀行为尽管以肉撞铁,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威协他人和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该不该一并入罪,哪怕量刑稍轻?
比如,就算首都国内马路最宽、交通管理最严,少数路口由于机动车抢行、信号灯时间过短,您不闯红灯还真有这辈子过不去的担心。有个别老外在本国遵纪守法,一到北京不仅积极带头闯红灯,还偶尔在机动车高速行驶的马路上跟着农民工翻隔离栏杆。更可怕的是:这些人部分正在变成有车一族——闯红灯成习惯了,改起来也难。
背后有深层成因:公民素质亟待提升,行人路权被挤占问题,交通设施不完善问题,信号灯时间过短问题以及执法能力和水平问题。
因此,盲目入罪只会带来一个后果:不少地方需要将用于建设幼儿园的钱优先用于建设监狱,还未必够。受到宏观调控打击正愁活少的房地产商该为之精神一振。
结合现在反腐败力度加大,贪官纷纷落马,监狱床位本就显得供不应求,有关部门才不会上这当呢。
最后提醒施委员一句:刑法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显然,结合当下国情,有比闯红灯入罪更好的预防措施。
俺就有个合理化建议:在将现有法规公正执行到位的前提下,对热爱闯红灯的同志——无论机动车主还是行人,加强批评教育,对违规者办个培训班什么的——不用讲神马大道理,只需将那些历年来由于闯红灯导致交通惨祸的血淋淋录像放个几遍,肯定比劳改管用。
服务性政府嘛——对闯红灯的公民要探索适合他们的服务模式——这叫社会管理创新,不要总想着罚钱甚至轻率将他们送进深牢大狱。




为“恭喜日本地震”感到羞耻

当年,日本地震了。8.8级。史上最高。后果很严重。
从中国政府到多数普通民众,都第一时间向死难者表达了同情和哀悼。
还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自己在异国他乡邻居和友人的下落,一时间,关系相对冰冷的两国架起了一座温柔的桥梁。
此乃人之常情。以人道的名义,以生命的名义,以人类共同苦难的名义。
但也出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
比如在中国最大的搜索网站百度,竟然出现了“恭喜日本地震”的词条,个别人在那里幸灾乐祸。还有人称:将钓鱼岛归还了再同情他们,甚至举出日本二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等恶行来说事,认为小日本都死了才好呢。
当高调慈善家陈光标宣布亲身前去参加日本救援,不仅出力还要出钱时,更有人提醒他:你首先应该去的地方是同样发生了地震的云南。
其实,中国慈善之所以发展滞后的原因除了体制和管理问题,就是观念问题:慈善是个人自主自愿的行为,别人无权干涉。
倒是陈光标列举的理由值得关切:在汶川地震时,日本提供了巨额援助,数额仅次于沙特,日本救援队还无私救援了我们的同胞。
估计一些小气的日本人又该大作文章了。因此,俺决定先来。
人正常情况下是有边界的——小为家,大为国,唯独在天谴面前,人性将超越种族、国家、年龄、性别,成为基本行为准则。
中国人自古强调厚德载物,习惯以德报怨,对自己遭灾的同类不乏同情怜悯。尤其是现在全球一体化进程神速,中国发展对外依赖度越来越大——中日贸易依赖度达到30%,共同面对的劫难和困境日益增多,唯有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秉承普世价值精神,才能有效维护脆弱的国家关系。
没有人喜欢做日本的邻居,但这是上帝的安排。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的确在过去的历史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伤害和屈辱。但牢记国耻是为了多难兴邦自强不息,而非狭隘的报复。最深刻的启示不是简单的仇恨:而是在这个实力说话的世界,一定要做强者,落后自然挨打——过去多少被欺辱的历史是自己不争气造成——无论制度还是国民性,至今都值得反思和记取。
现在中国GDP超越日本,都二了,但人均GDP和社会福利水平远远落后于这个危险的邻居,在未来的民族征途上,的确有比延续仇恨更值得追寻的信念。
一个真正大国不仅要有炫目的经济账单,还要有影响甚至改变世界的价值观——在一个全社会都热衷探讨倒地老大爷该不该搀扶的时代,瞬间冒出那么多义愤填膺的爱国人士,的确让人不敢轻信。毋宁理解为自身的狭隘、自私、冷漠辩护。请注意:你不仅仅面对日本人表演,而是面对全人类。
俺又该被骂成卖国贼了。
但阻止不了我真诚向死难的日本人默哀。正如曾为汶川死难同胞默哀。
有网友劝俺:震就震吧,现在离2012没几个月了,大不了一起玩完,还关心邻国死了多少人,及时行乐吧。
俺想劝他一句:尽管同为大国屁民,苟活于盛世,即使人类末日如此快的降临,也应该努力死得高贵而庄严——这表面算爱国,骨子里算对得起生命。
某杂志某期文章九篇《北大女硕士油漆工,畸形教育下地蛋》、《 一直很安静》、《一位中学语文教师的私塾》、《卑微父亲笑中有泪:“清华馒头神”是我的娃儿》、《英国独特的致富之道》、《猎熊》、《植物学教授德格博士永不退休》、《有一种人还在追求无功利的人生》、《吴乃宜:苦难不毁信义》。


《北大硕士油漆工:畸形教育下的蛋》

  请用下列词汇造句:北大,环保专业,研究生,女,33岁,油漆工。

  一个10岁男孩回应:一位女油漆工经过很多年刻苦学习,终于在33岁那年考上了北大环保专业研究生。

  这叫常识,您懂的。

  然而事实相反:是一个33岁的北大环保专业女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后,经过顽强拼搏,光荣地成了一名见习油漆工。

  职业无贵贱。也没有规定说,北大女研究生一定不可以当油漆工。

  但俺还是觉得这个大龄油漆工职场之路过于曲折---刷油漆是一个熟练工种,虽有一定技术含量,但非要等到上了北大,本科还不行,非要研究生毕业,才觉得自己终于能胜任新时期刷油漆的工作了。或者说,等拿下环保硕士职位,觉得刷油漆是自己最爱,幡然醒悟,听从内心的召唤,进行一场迟来的救赎。

  真是那样,她就应该先去看病而不是刷油漆。

  媒体报道,这个叫苏黎杰的女子研究生毕业后,很正常地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成为北漂,希望能到北京一所知名大学任教,但事与愿违,失望之余开始靠打零工为生。2009年底,苏黎杰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仍未成功,就结束了在外地的漂泊,返回老家南阳。后均未找到理想工作,三十多岁混成“啃老”族。最后她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免费培训油漆工的消息后,就报了名。

  她说:我在装修的时候深有体验,贴砖工人一天工钱200元,让快弹尽粮绝的我十分羡慕。

  她还说,首先得让自己生存下去,然后才能实现理想。

  这样的经历和表白证明她没有疯。

  估计有同志该兴奋了---谁说当代大学生没有积极转换择业观?在北大中文系本科生毕业后主动去卖肉后,中国第一名校的研究生都主动去刷油漆了,多务实多理性啊。

  不过,请直面如下困惑:她为啥北漂不成?为啥任教不成?为啥考公务员不成?为啥跑到家乡还找不到理想工作?---请注意,这才是她真实的愿望。更何况她学的是热门专业环保,且握有北大硕士文凭。要说积累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也牵强---她都换过多次工作且33岁了。

  受了若干年环保知识毒害的小苏在学习刷油漆时凸显了动手能力不强的弱点:“练了很多次,还是感觉自己比别人笨。”

  这充分证明刷油漆这活她既不喜欢也不擅长。如同当年国企转制的被下岗女工一样,苏黎杰只是一个面对各种自己无法逾越的困境被迫转岗的女硕士,是高等教育失败和社会不公结合下的蛋。

  事件的积极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提醒天下正在寒窗苦读、向着高考冲刺的苦孩子们,去听听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的劝---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因为他们上了大学可能连工作都找不着。“而且你看看现在,咱们花了多少钱供一个大学生,上大学是要很大费用的,往往一个家有一个大学生就返贫了。”

  而现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到处闹用工荒---除了劳动力成本上扬的原因外,就是技工缺乏,市场需求巨大,前途光明啊。

  虽然穷孩子被迫弃白领而当蓝领违背社会基本公平,但很现实---人生不能顺利升值,只好尽量降低成本。

  我帮不了苏黎杰,因此无权评价她刷油漆的对错,也不认为这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人才浪费---只是觉得她奋斗的代价过于昂贵,好多原因并不是她的过失,但最终需要她全部买单。

  这背后是社会上升通道的日益狭窄和身份的固化,导致贫二代们改变命运的成本急速上升。


《一直很安静》

  1

  读初一的时候,博文开始每天载我上学放学。博文总是将车子蹬得飞快。他是个安静的男孩子,一路上总不说话。

  我所居住的是个四季分明的漂亮的小镇,有很多小树林,干净而清新的树叶一到春天就会冒出来,可以闻到阵阵清香。

  夏天到来的时候,妈妈给我买了一条纯白色棉布连衣裙。我穿上它站在试衣镜前看亭亭玉立的自己,恍然间发现自己变了好多。当我跑出去跳上博文的车子并环抱他的腰时,我看到他的眼中有一瞬间的恍惚。

  程真看到我这个样子在教室里大叫,哇哇,不得了了啊,丑小鸭啥时候也变白天鹅啦!

  我红着脸低下头去。

  程真是我的同桌,他是班里最让老师头痛的学生,可就是这样一个调皮捣蛋的男生,我居然和他做了3年的同桌。

  谁都不知道我可以忍受他的原因。因为没有人知道他长得和博文多么像,多么像。

  嘿,许习习你怎么不说话?他凑近我小声说,是不是被你哥给传染成哑巴啦?

  我猛地拍了桌子跳起来,恶狠狠地瞪着他大叫,程真你给我闭嘴!

  我偏不!程真故意大声说,就要说他是哑巴,他本来就是哑巴!

  我发了疯一样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打他,边打边大声喊,不许你说他是哑巴!我不允许你说他是哑巴!

  程真用力地甩开我,然后抽出一本书迅速扔到我的脸上,我躲闪不及,脸上被书页划出了好几道口子。

  我捂着脸走到他的面前大声说,程真,以后我叫你闭嘴,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闭嘴!然后我在全班同学诧异的目光中走出教室。

  在街头的拐角处我看到靠墙坐在地上的博文,他低着头,微长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他脸上的表情。我走过去蹲下来。博文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我看到他脸上有一道道尖锐的血痕。

  我问,是不是又跟人打架了?

  博文看着我,用手语比划道,他们说你是没人要的小孩。

  我告诉他,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只希望你好好的,咱不跟人打架。

  2

  我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7岁那年,博文的妈妈从菜场肮脏的垃圾堆旁边把我领回了家。

  一个男人用近乎咆哮的声音大吼,从哪捡来的丢哪去!咱家养不起她!

  领我回家的阿姨哭着喊,我偏不!我可怜她!

  后来博文的爸爸带他离开了家。一直到我读初一,博文爸爸再婚才把博文送回来。

  妈妈告诉我,博文天生就是这样,从来都没有张口说过一句话。博文在残疾人学校读到高三便辍学,开始每天送我上学放学。

  只是我从来不叫他哥,因为他听不到而且手语我也不太会比。

  我要去离家很远的学校读高中了,来来回回都要坐车,博文也不用再送我了。

  我用手语问博文,我不回来,你会想我吗?

  博文用力点点头,告诉我,我会很想很想你,你一个人在外面,我会不放心。

  我安心地跳上车,隔着玻璃窗我对他比手语,我也会很想很想你。

  3

  我用最漂亮的信纸给博文写信。我告诉他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我说我交了很多的朋友,我开始学着让自己快乐;我说博文不要再让妈妈给我寄钱了,我已经可以写稿赚生活费了;我还说,程真又和我考上了同一所学校,而且我们又是同桌,不过才一年的时间,他就变成熟了好多,有时候他会帮我打饭,或者排很长的队给我打水……可是我依然想念你。

  博文每次回信都只是寥寥几句,说要我注意身体、安心读书的一些话。而最后一封我写给他说我和程真在一个班的那封信博文一直一直都没有回。我打电话到家里,妈妈听到我的声音,像个小孩子一样哭了出来。她说,习习你怎么不回家啊?博文说他想你了,我也想你,有时间回来吧。

  我无声地掉着眼泪说,好的,妈,博文还好吗?

  不是太好,妈妈说,生病了,住了将近一个月的医院。

  我一下子愣住,匆忙挂了电话就跑出去。外面下很大的雨,汹涌得似乎要把整个世界给吞噬掉。路上没有人烟,只有少数的士匆忙来去,怎么叫也不停。我靠着站台牌蹲下去,双手捂住脸任泪水落下。我不允许博文有一点点的不好,因为那样我会比他难过一百倍。

  头顶忽然有了一小片不下雨的天空。我抬起头,看到程真。

  这样会感冒,他撑着伞瞪着眼睛说,许习习你给我回去。

  程真送我到学校,松开我的手抚摸了一下我湿透的头发,微笑着说,习习,你为什么一直都不喜欢笑呢?以前我让你不开心了,可是习习,以后不会了。

  4

  星期天的时候天终于放晴,我收拾好书包就跑出去坐车回家。

  站在家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错觉。对,一定是错觉。可是当我走到屋里看到妈妈和躺在床上瘦得不像样的博文时,眼泪还是哗啦哗啦地掉下来了。博文睡着了,睡容很安静。

  睡了一夜,第二天博文的精神好了许多,看到我回来他非要骑自行车带我去逛街。

  去小树林吧。我写给他看。

  博文微笑着点头。

  在一个小土坡往下冲的时候,博文突然间失去了车控,我来不及跳下来就跟着他一起摔到路边的小沟里。博文被自行车压在下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

  5

  博文,博文。

  他得的是胃癌,晚期。

  他居然没有留给我们一句话,说走就走。

  程真站在我面前,声音从花开的地方传来,他说,习习,让我来照顾你,不长,就一生。

  博文,你瞧,当年那个只会取笑我、追着我叫丑小鸭的小调皮,如今都可以信誓旦旦地对我说这话了。

  我点点头,又拼命地摇头。

  有谁知道,我对博文的感情,从初一那年他骑着自行车载我上学起,一直一直到现在。

  有谁知道,程真的眼睛,有多像博文,漂亮至极而且温柔,清澈见底。

  可是博文,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一直以来我都不愿意叫你哥,并不是因为手语我不会比,而是因为我曾深深深深地喜欢过你。

  亲爱的博文,永别。

  


《一位中学语文教师的私塾》


  在上海市区一个老旧的六层民居里,这个中学语文老师的免费私塾已经开设了十多年。在许多同行忙于补课赚钱的时候,他引导着学生感受文字的魅力,感受人性的美,并鼓励他们学会“独立地思考与真诚地表达”。

  我希望学生们说真心话

  晚上6点刚过,学生们开始陆陆续续到达樊阳家。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局促地挤着一张大圆桌和十几把式样各异的椅子。

  这个房间,是樊阳儿子的卧室,但每周末,这里都被这个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的语文老师改造成了一个“私塾”。学生们早已习惯这个简陋的教室,他们自觉穿上一次性鞋套,上下楼梯,都变得蹑手蹑脚。因为椅子不够,几名学生抱着膝盖,坐在了地上。

  类似这样的场景,已经存在了十多年。

  在这里,学生们的发言常常吐露出超乎年龄的成熟认知。比如此刻,正在讨论刚读完的一本超过30万字的小说---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

  “小说里面,起义军首领对彼得很宽容。”一名高二的男生一本正经地说,“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更加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而和他挤在一张沙发上的另一名男生却不以为然,“我觉得这部小说没有什么特别有新意的地方。”

  “很好,你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樊阳向他们点了点头。

  这位有着20年教龄的语文老师,一直要求自己的学生能“独立地思考、真诚地表达”。

  “我希望学生们说真心话,而不是成为木偶。”他认真地说。

  语文老师的责任感

  今年42岁的樊阳,个头不高,身材瘦弱。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他回到老家成了厂矿中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因为有感于教材的局限,他开始在课外开设“私塾”,讲授大家感兴趣的“杂学”,包括历史、地理和文学,让学生们接受的教育,更加符合自己“对语文教育的预期”。

  此后,他调动来到上海。因为没有住房,他在复旦大学的一个花园里恢复了自己的“人文讲堂”。每个周末,他都会在花园中的凉亭里,和十几个学生一起朗诵诗歌。

  十几年后的今天,樊阳已经买了房,有了自己的家庭,私塾的地址被移到了如今这座位于上海市区老旧的民居里,而内容也更加丰富。除了阅读、讨论,他还曾经领着学生游览苏州河、外滩,甚至200多公里外的绍兴。在这些行走的过程里,樊阳总是从头到尾滔滔不绝地解说,“就像一个最专业的导游”。

  “现在的社会,功利意识太强,大家都好像已经迷失了。”樊阳说,“孩子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补课上,每个人都是为了分数而奔波,根本理解不了教材里讲的那些神圣、美好的情感。”

  甚至,在几个月前,他去复旦大学的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却发现,周围的大学生们不是在做数学题就是在学英语,只有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捧着本《鲁迅全集》,看起来就像个异类。

  这些现象都让他充满了“语文老师的责任感”,“如果语文老师再不做些什么,那学生就真的没办法得到精神的哺育了。”

  做教育,要有理想主义

  樊阳形容自己是个理想主义的人,“有点像堂吉诃德”。高考的时候,他不愿意去学热门的经济,一心想学考古,后来在父亲的坚持下,才“折中”选择了中文系。工作后,他的同学辞职、下海,他却始终不愿改变。

  “我觉得,坚持做教育的人,总应当有些理想主义的。”这个中年男人说。

  现在,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学生们也越来越流露出像老师一样的气质。一名高二的女生被亲戚们劝说去做律师或者从事金融业,但她心里却暗暗“打定主意”,将来要投身自己最喜爱的文学领域。而另一名已经在交通大学读大二的男生,不想过父母安排的功成名就的“扯淡”生活,而是希望追求一些“更加靠近生命本质的东西”。

  颇为有趣的是,这位一直在追求“理想教育”的老师教考试的东西更是有一套。在学校的语文课上,他给学生总结了“把握中心思想的六种方法”,教他们如何在考试时快速阅读。从他的“私塾”里走出的50多名学生,全部都考上了重点大学。“我是个实干的人,但我不是苟苟且且地只看分数。有些人做老师,仅仅为了一个分数,简直是……”他伸出右手,用力敲了敲桌子,“没有尊严!”

  生活里的樊阳总显得有些孤单。他坚持了十几年的“私塾”,同事们愿意把小孩送过来学习,却不愿意在自己的生活里效仿。而一些学生家长对于他的工作也并不领情,反而常常担心这样的“私塾”会耽误学习,希望把自己的孩子拉回家。最“失败”的一次,30多个学生,最后只剩下了5个人。

  在这样一次次的“打击”后,这位失落的老师只能从学生那里找到安慰。一位曾经的学生形容,这儿的生活是自己“思想成长和交流的黄金时期”,而另一位学生则说,在此之前,曾经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孤单,但在随后阅读的文学作品里,却找到了很多和自己一样追寻内心的人。

  “这里是我的精神家园。”这位学生说。

  樊阳常常为自己的学生自豪。他相信,自己的私塾不仅在教文学,也在培养“现代公民”。“我希望他们慢慢建立起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讲起这些,这位初中语文老师又露出了雄心勃勃的样子,“中国需要的,不仅是精英,还有更多有独立人格的人。”



《卑微父亲笑中有泪:“清华馒头神”是我的娃儿》


  清华大学第15食堂曾有一位叫张立勇的厨师以630分的英语托福成绩震惊海内外,被誉为“清华英语神厨”、“清华馒头神”。当他走进央视的《新闻联播》、《面对面》等一系列王牌栏目时,远在江西崇义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有一位老汉正在对着电视抹泪……

  孩子,想给你说声对不起

  张立勇在县城上高二时,因学费没交清,老师叫他回家“自习”,这话深深刺伤了18岁的张立勇。那个周末,他从60里外的县城步行回家。当晚,父亲带着张立勇到村里一户人家借学费,人家粗声大嗓地训斥他们:“穷得要死,还读什么书?”字字如钢针,针针刺痛张立勇的心。他瞒着父亲作出了辍学打工的决定……

  有一天,同事叫张立勇接电话,竟是父亲打来的。父亲在电话里很惊喜:“立勇,你真的在几千里外的北京吗?声音咋这么近?听得好清楚哩!”又问:“你看见天安门没有?那天安门城楼与电视里放的是不是一样高大?”父亲像个3岁的孩子,语气既好奇又兴奋。

  张立勇说:“爸,到了清华,我不仅要挣钱,更重要的是还要继续学习,挣知识。等我出息了,我要让你大大方方地参观天安门城楼!”父亲愧疚难当:“立勇,我一大早步行30多里路赶到镇邮局,就是想给你说声对不起。你别记恨爸,爸没用,―辈子被人瞧不起……”张立勇不等父亲说完,就截住他的话:“爸,你看我的!”

  老伴儿,我想知道娃儿有多苦

  清华大学真美、真大。很多时候,成群的学生由北面的学生区往南面的教学区走,而张立勇刚好相反,逆流而行,格外显眼。因为学生要去的地方是教室,张立勇要去的地方是食堂。同一条道路,同样的年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与人生。张立勇暗暗地说:“各位天之骄子,我一定会与你们殊途同归!”

  张立勇决定从英语下手。他买来一堆英语书,又买了―台收音机,开始自学。自学很苦很寂寞,还要有抵挡诱惑的定力。夜里,同事们在宿舍大声喧哗,他只好去路灯下读。可他太累了!每天早上3点起床,学1小时英语再去上早班,有时候在卖饭窗口前要站八九个小时,晚上7点半下班后再学5小时,可往往书没看上几页,眼皮就像灌了铅般沉重。后来,张立勇发明了一种驱赶瞌睡的办法,事先倒一杯开水,故意喝一大口,将舌头烫得钻心般疼,果真将瞌睡赶走了。

  张立勇回家过春节时,父亲无意中听到儿子炫耀自己的“发明”。那天夜里收工后,张宗彬在家倒了一杯开水,也喝了一大口,烫得当场惨叫起来,舌头上烫起了一层“皮衣”。老伴钟新莲过来训他:“老了老了,喝水都不会了!”张宗彬的眼圈红了,慢慢地说:“老伴儿,儿子经常这样赶瞌睡,我就想体验一下娃儿有多苦……”

  清华大学经常会有世界名流来学校演讲。一次,美国大使馆专家来到清华讲解托福和去美国留学的问题,张立勇想提问,又害怕。当主持人说还剩最后―个问题时,他鼓起勇气用英文问:“您好,我想去美国学酒店管理,不知美国有没有这种专门的学校?”

  大使馆专家愣了:怎么清华大学的学生还有想去美国学酒店管理的?就问他是哪个系、学什么专业的。张立勇支支吾吾不想回答,怕丢丑。可美国人很执著。张立勇豁出去了,用流利的英语回答:“I‘m a cook(我是一个厨师)。”没想到,现场1000多名清华学子掌声如潮,大使馆专家更是长时间鼓掌。没有一个人嘲笑他,这给了张立勇莫大的鼓励。食堂的经理知道他爱学习后,有意让他去各个教室听大师们讲课,这使他进步很快。1999年,张立勇的英语过了四级;2000年,过了六级;2001年,在令无数学子胆寒的托福考试中,本来500分就OK,他却考了630分,被清华学生尊称为“馒头神”。一举成名天下知。面对记者的提问,张立勇铿锵有力地说:“我就想让我爸爸妈妈弯了大半辈子的腰身直起来,他们弯得太久,太累了。”

  老爸,谢谢你把我带到世上来

  儿子的这句话在央视新闻中向全世界播出后,张宗彬也看到了。他万万没想到,儿子居然上了高不可攀的国家大台!儿子好厉害啊,不卑不亢,娓娓道来。全村父老乡亲都看到了。过去从没用正眼瞧他的人,此刻全用羡慕的眼神热切地看着他。

  张宗彬和妻子钟新莲成了焦点人物,儿子曾经就读的茶滩中学用车子接他去作报告。老两口还被请到北京,坐的还是飞机。在央视演播大厅,老两口见到了白岩松、崔永元、王小丫等平日被乡亲们神化了的大牌主持人。最让老两口惊喜的是,西装革履、神采奕奕的儿子像变魔术似的出现在眼前。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了。

  张宗彬一直不敢正视儿子的眼睛,这让张立勇很难过。他深情地扳正父亲的肩膀:“爸,我知道你有些自责,可那个抱着高烧的我无助大哭的人是谁?那个为我赚学费差点被马蜂蜇丢了命的人是谁?那个到处磕头借钱一次次将学费交到我手中的人是谁?不都是你---我的爸爸吗?”

  张宗彬慢慢抬起头来,与儿子的眼睛缓缓对视在一起,颤颤地说:“儿子,你真的原谅我了?”张立勇摇摇头:“不,我从来就没生气过。我还要感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世界多精彩啊!”父子间的温情对白让主持人和摄像师的眼睛都潮了。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张宗彬和妻子居住在北京的几个月中,儿子陪他们逛遍了北京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儿子亲笔撰写的《英语神厨》一书畅销全国,后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最喜爱的图书”。

  张立勇出资在家乡崇义县买了一套宽敞的商品房,让父母安度晚年。而他,接连拿到了北京大学的本科文凭和南昌大学的研究生文凭。北京奥运会期间,张立勇被北京市政府借调到奥组委,成了接待外国元首的贴身翻译。2009年,张立勇出任中国青少年责任与成长大讲堂组委会主席,他带着一帮志同道合的精英青年,将事业干得风生水起,并获得了“中国十大杰出学习青年”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从厨师到大讲堂组委会主席,这是张立勇的传奇,也是卑微父亲张宗彬的骄傲。年过六旬的张宗彬被江西崇义县一家单位聘为值班员,每当有人问他儿子在干吗,这位挺直了腰杆的父亲会反问:“知道清华大学那个自学成才的’馒头神‘吗?”人家说:“知道啊,大名人。听说现在当了大讲堂主席。”张宗彬一仰脖子:“我是他爸!”

 


《英国独特的致富之道》

  英国,到处都是“宫保鸡丁”:王宫、古堡、基督教、市政厅之谐音也。到处都是希腊式的圆柱、罗马式的拱顶,到处都是红砖的房、石垒的街。在中国,一百年的房屋已经垂垂老矣,弥足珍贵,在英国,二百年的房屋,属于“年轻的老头”,成群结队;中国的古迹,大都埋在地下;英国的古董,大都立在地上。英国的街道,窄窄的、弯弯的,始终走不出中世纪的街巷。

  英国,对于“曾经”,像走在荡板桥上捧着一堆古瓷瓶,小心翼翼,谨防失手。

  英国,一百年以上的建筑,可以向英国文化遗产基金会申请,一旦列入保护名单,所有的修葺费用都由基金会负责,产权、使用权依旧是房主,你可以居住、出租、转让,但不得擅自改动建筑风格,哪怕细节。丘吉尔庄园是二百多年前建造的,在庄园里你可以看到天、看到河、看到山,但看不到边,丘吉尔后裔已无能力维护庄园,由基金会拨款修葺,但产权还属于丘吉尔嫡传后代,至今居住着丘吉尔伯父家的后代。基金会不靠财政拨款,而是社会各界的捐献,表现出英国人民的意愿:宁愿赔钱“倒贴”,也要保护“邻居”的遗产。

  在伦敦的泰晤士河南岸、千禧桥旁曾有座剧场,莎士比亚隶属于此,大部分作品在此上演,1613年在演出《亨利八世》时被大火烧毁。近四百年以后,英国人又原汁原味地重新建造起来。剧场内,依旧木廊、木凳、木戏台、木包厢,看台还是露天的,只能6月到9月演戏,悉如旧制。剧目全是莎士比亚的,台词也是莎士比亚时代的古英语。这就是1997年重建的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它处在伦敦城中心、圣保罗大教堂的对岸,单单那里的地皮价值就高不可估。英国人对待遗产,就是如此一掷千金、不惜血本。

  英国人那么尊重历史,因为他们看到历史中的合理性。现在大多数国家的车辆右行,偏偏英国依旧左行,这是征服者罗马人的旧例,罗马人右手持剑,只能左行,英国也左行。W68是伦敦北上爱丁堡的高速公路,其中不少路段笔直如尺,那是英国人沿袭罗马人修筑的古道。马车时代,道路贵直,缩短距离,节约成本。汽车时代,道路贵曲。倘若笔直,没有变化,驾驶员就会打瞌睡,但英国人依旧在罗马古道筑路,这样节约占地面积,能减少筑路成本。

  现在世界上都是公制单位,英国依旧是英制单位,给换算带来不少麻烦,连英国人都烦了,但就是不变,在英国人看来,变革会带来震荡,引起的损失远远超过便利的利益,权衡两者取其轻。

  英国的民宅绝大多数是砖房结构,很少拆迁,往往历经上百年。如果按70年折旧,现在的房子几乎就没有成本了,所以英国的GDP不高,但是人民很富裕。倘若天天“破旧立新”,拆是GDP,建也是GDP,GDP很高,生活成本更高。因为永远有折旧、永远有成本。上海有句老话:“一搬三年穷。”因为搬家总要丢弃些家当,添置些家当,这都是成本,论证了财富需要积累。

  突然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篇论文引起轰动,题目好像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它的观点是:每当封建王朝走向繁荣,财富积累增加、土地兼并出现,越繁荣兼并越频繁、流民就越多,最后引起社会大动荡,多年的财富积累,化为乌有。新的朝代又重新开始积累,周而复始,社会永远无法完成资本积累,进入资本主义。用现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动荡可以创造GDP,可以创造投资,但不能积累财富。

  英国则相反,承袭传统,温和改良,减少震荡,财富随时间而积累。

 


《猎熊》

  有一个十月革命后移居美国的俄罗斯贵族,生前经常和自己在美国出生的儿子回忆起从前在俄罗斯小城博良斯克郊外猎熊的往事。老贵族的儿子很像自己的父亲,也非常喜欢打猎,所以多次请求父亲细述博良斯克郊外猎熊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让父亲一生如此难以忘怀。

  “等什么时候时代发生了变迁,你自己亲自去博良斯克打一次熊,你就明白了。”父亲每次都这样回答儿子。

  俄罗斯开始改革了,时代发生了变迁。老贵族早已不在人世。已经富甲一方的儿子决定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亲身去体验一下博良斯克郊外森林猎熊的神奇魅力。他和博良斯克的捕猎协会取得了联系,称对方如能为他此次猎熊提供方便,他愿意提供一大笔酬金。本来博良斯克的捕猎协会马上就应该回绝,因为人们在博良斯克郊外的森林里最后一次看见熊都已经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博良斯克的捕猎协会不想失去这次赚大钱的好机会。可是到哪儿去弄熊呢?从远东地区运过来费用太高,而且也来不及了,老贵族的儿子已经动身了。于是捕猎协会的人就去了一趟市里的杂技团,杂技团里有一只老熊,因为年老体弱,早已不再登台演出了。杂技团的领导起初并不想卖掉这只熊,不管怎么说,这只熊在杂技团里已经生活多年了,大家对它都有很深的感情。但捕猎协会的人撒谎说,是一个摄影艺术工作室要买这只熊去做模特,他们肯定会善待这只熊,好好喂养它,而且出的价格也很诱人。杂技团的领导最后终于同意了。

  捕猎协会的人决定用货运火车把这只熊运到郊外的森林里去。狩猎就安排在第二天。第二天一大早老贵族的儿子就会如约到林子里来猎熊。眼看着一大笔钱马上就要到手了,捕猎协会的人兴奋过度,在火车上喝多了。而这只熊凭借自己多年跟人类打交道的经验,隐隐约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趁捕猎协会的那几个押运人都睡着了,熊打开没有关紧的笼门逃跑了。

  第二天早晨,这只熊来到了一条乡间小路上。这时,一个当地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走了过来。这个邮递员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在野外看见熊,他吓得扔下自行车就跑掉了。而这只熊可是从杂技团里出来的啊,它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演出了,现在非常想表演一下,所以它连想也没想,就跑过去捡起自行车,跳了上去。

  熊骑着自行车高高兴兴地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骑了过去。也正是这个时候,老贵族的儿子背着猎枪也来到了这条小路上。他看见一只熊骑着自行车迎面朝他走了过来,一下子就惊呆了。但熊已经越来越近了,老贵族的儿子惊慌失措地举起了枪。可这只可怜熊还以为这是在舞台上演出时让它表演动作的信号呢,于是就顺从地用前爪扶着方向盘在自行车上站了起来……

  一声刺耳的枪声划破了清晨森林的寂静……

  老贵族的儿子现在终于明白了,父亲说的没错,在俄罗斯小城博良斯克郊外猎熊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狩猎。

 


《植物学教授德格博士永不退休》

  一个老人在70岁的时候,按照他所在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规定,他将面临着退休。

  这令他很无奈,因为即便一个少有的伟大的英雄在这里工作,大学也会要求英雄退休的。他也很伤感,他有一个梦想深深地藏在心里,这个梦想才刚刚开始,就有人以他已年迈为由请他退休,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

  家人见他太留恋大学的一切了,纷纷劝他理性地看待大学教育的规律和人的生理局限。不过,家人都知道他是个永远不会“安分守己”的人,他的心里永远有火焰在燃烧,因此不知道他能够坚持多少天清闲的日子。

  果然,很快雷德里化验所的制药厂打来电话,寄来聘书,请老人担任他们的顾问,而且老人可以独立工作,就像他依然是个植物学教授。老人高兴得像个孩子,他的家人却有些愁眉苦脸,难道他在独立工作时不需要亲人担心挂念吗?

  老人的梦想是,他渴望研制出一种特效药,用来拯救那些被病魔折磨的人,哪怕让病魔变衰老,而病人依然保持生机也好。

  来到制药厂后,老人马上进入工作状态,像往常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当中。那时候,老人身边所有人的都认为,减轻多数传染病病痛的灵丹妙药应该潜藏在泥土中间,甚至有很多人相信,能够治疗多数传染病的神奇药物也蕴藏在被人忽视的泥土之中。老人不敢下判断,他想通过实验来证明这些充满奥妙的猜想。

  在实验室中,老人准备了6000个小抽屉,每个小抽屉里盛放着采集自世界各地的泥土样品,真的可以称得上世界泥土的博物馆了。更叫人惊讶的是,老人的漫长科研路只是艰难地走出了第一步,他还要在日后的岁月里,将一小撮一小撮的泥土样品放置到细颈实验瓶内交互配合,老人要像照顾婴孩那样悉心培育这些交互配合后的泥土,直到它们生长出或令人惊喜或令人困惑的霉,然后他才能够按照计划去做无数次的试验,从这些霉中极其细致地分离出对病菌产生作用的物质。

  现在有人计算过,老人的6000份泥土样品,至少要做3600万次交互配合,才能够最终告诉他一个真正科学、真正激动人心、真正让老人感到幸福和快乐的结果。

  这种单调而无人喝彩的工作,老人每一天都极其顽强而认真地重复着,坚持着,他觉得自己就是在用时光雕刻一座好看好玩的城堡,只不过过于精细、过于从容缓慢罢了。即使在将来,这座城堡无法竣工,也具有像维纳斯断臂那样的残缺美,可以启示更多的后来者和欣赏者。

  老人73岁时,须发都雪白了。有一天,他第一次发现一个实验瓶里生长出一种金色的霉,美得惊心动魄。他激动得内心咚咚直跳,一种强烈的预感鼓舞着他忘我地投入到更加严密、更加艰辛的研究工作当中。经过多次试验,他终于从中分离出一种抗生素。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抗生素可以控制50多种严重病症,这就是著名的金霉素。金霉素的诞生可谓好事多磨、石破天惊,老人马不停蹄地乘胜决战,很快又分离出另一种广效抗生素---四环素。

  这位贡献卓越、非凡不羁的老人就是植物学教授德格博士,他快乐地活到84岁,这时候他才算真正的退休了。人们应该记住的是,他“救活”的病人比世界上的医生加起来还要多。

  生命不“退休”,梦想也不应“退休”。不管遇到什么,你都不能草率悲观地熄灭梦想的火焰,只有梦想的熊熊火焰才能让你活得像是人生的国王!


《有一种人还在追求无功利的人生》

  一

  有个德国人来到中国,在广西的大山里生活了十几年,他过着拉牛耕田、挥锄种菜的简单生活,把免费教育当地孩子、跟孩子们在一起打闹作为自己的人生乐趣。

  央视记者柴静采访这位名叫卢安克的德国支教者时,心中疑惑不解:一个外国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干啥呢?柴静问他:“当时你是为了什么?”

  卢安克说:“我记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你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真是很雷人的回答---这个外国人,他竟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更雷人的是,他的人生甚至没有目的。

  二

  前不久我采访一个英国籍的在读博士,他本来在艺术学校当老师,名叫格法·普拉扎。他在伦敦搞三维动画,同班同学好多都在好莱坞挣大钱。

  这样一个人,十几年前无意中看了一场京剧表演,嘿,整个人就被京剧迷住了,书不教了,博士也不读了,抛家舍业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学京剧。什么压腿、踢腿、下腰,什么唱念做打,受的那个罪,说出来人家都不信。

  有人问格法:“以你的条件干什么不行,干吗非得来中国唱戏?”

  格法很奇怪:“京剧美啊,你们的国粹嘛,所以我就来了。”

  这个理由简直太让人难以信服了。我采访他,也不解,就非得向他要个靠谱的理由,能让广大读者信服的“说法”。我问他:“格法,你原来的日子那么好,现在日子这么苦,你愿意这么过吗?”

  “我当然愿意啊。”格法很吃惊,好像我的问题非但多余,而且不可理喻。

  “那你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愿意就是为什么……”

  这个回答,雷人吗?

  三

  还有一次,我采访一个“80后”年轻人小马。他本来在城市里过得好好的,有一天却回到家乡的沙漠去种树。多种些树,就能挡一点风沙,可他自己,生活得很苦。我采访了两天,回去以后写出稿子,同事看后说:“嗯……事迹很感人……只是有一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回想这两天我与他的交谈,似乎他都没有提到为什么。有时我问起,他也总是轻描淡写:“这样挺有意义吧。”

  一句“有意义”,似乎也太“假大空”了一点。

  我加了他的QQ,聊天时我又无意中提起这个话题。他说:“你为什么总想要问为什么呢?”

  我也愣住了。所谓“因果关系”,世上事,都是有原因的吧。

  可他说:“真的没有为什么。不是为了理想,也不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更不是想让生命历程变得丰富多彩。如果说我努力去做了,有一天实现了这些,那也是后来的事。而在这之前,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是去做。”

  我想起了卢安克,也想起了格法。他们和小马一样,只是去做,并不在乎结果。

  就像一句广告语说的那样,“Just do it”。有一种人生没有那么多功利,只是想做就做,没有为什么。

  至于结果,迟早会来。

 
《吴乃宜:苦难不毁信义》

  吴乃宜老人的家在一个偏远的小渔村---苍南县霞关镇三澳村。

  2006年,虾皮捕捞特别赚钱,吴家的4个儿子拿出所有的积蓄,又借了60多万元,筹够100多万元买了艘钢质渔船,成了霞关镇第一批拥有钢质渔船和先进捕捞工具的渔民。

  没想到,就在那一年,“桑美”台风在霞关港登陆了。渔船翻了,除了二儿子吴秀全,3个儿子再没能上岸。二儿子也因为在海水中泡了太久,暂时失去了劳动能力。

  台风过后不久,有不少债主上门讨要债款。但当他们看到吴乃宜老人的境况时,都觉得开不了口。

  这时,吴乃宜老人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对每一个债主承诺:“我会想办法还债的。”

  3个儿子过世后,苍南县政府给台风遇难家属分发了一笔补助。有两个儿媳妇拿走了其中大部分补助,把年幼的孙女留给老人抚养后,回了娘家。

  老人拿到了24万元的保险赔付。加上之后出售打捞起来的渔船,一共有将近40万元。这些钱老人一分都没留下,全部拿来偿还了当地农村合作银行的贷款和私人借贷及利息。

  背负着20多万元各类渔具的赊账款,攒钱、还债成了吴乃宜老人4年多来生活的唯一目的。这几年来,他一直过着难以想象的清苦生活。

  一盏15瓦的节能灯,几件看不出颜色的陈旧家具,这就是老人现在所有的家当。

  4年多,他每天只吃两顿稀饭;平常摘一棵拿盐水煮一煮就是一道菜;过年的时候,要靠好心肠的朋友或亲戚送来一点肉,老人才能开个荤。

  4年多来,吴乃宜老人一家没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衣服袖口和裤脚磨出了毛边,还在继续穿。两个小孙女的衣服也是亲戚朋友送来的。

  他们的年纪大了,不可能去打工赚钱,怎么办?吴乃宜和老伴决定,编织渔网赚取一点收入。

  眼睛看不清了,手脚不灵活了,还是要织。织一张网,能卖100元,却需要两个老人2个月的时间,算下来每天只能赚几角钱。这样的收入实在微薄,两个老人却经常织到晚上12点才休息。

  这期间,台风中受伤干不了重活的二儿子吴秀全不忍心再让老父亲一个人承担债务。2006年,他拖着病重的身体和妻子外出打工。踩三轮、开机床,什么工作都接;为了省钱,他没有回过家。夫妻做得辛苦,一年多省下1万多元,给父亲去还债。

  就这样,吴乃宜老人一家勒紧腰带,一点一点地积攒,够一笔欠款后就立即拿去还债。

  老人的故事,感动了霞关镇的每个人。家住邻村的谢月娥,与吴乃宜家非亲非故,吴乃宜却称呼她为“干女儿”。当年谢月娥从别人那里借了5万元给吴乃宜,事情发生后,她没跟老人提还钱的事情,自己默默地替老人还上了这5万元债务。

  霞关镇上卖渔船绳索的黄敬瑞,当年吴家兄弟在他店里赊了7万元的绳索。4年多来,黄敬瑞从来不跟老人提这笔赊账,反而是吴乃宜主动先还了2万元。

  黄敬瑞对记者说:“老人坚强,很厚道,不管多苦多难都重信义、守信用,这一点让我敬佩。”

 


 

共九篇文章:《韩国人的全民专业精神》、《做一个有办法地女孩》、《勤奋让世界如临大敌》、《谁要你教坏他》、《读书地利息》、《狼道》、《火豺》、《金领范儿的清洁工》、《让自己前程远大》。 韩国人的全民专业精神 韩国是个多山国家,登山算是韩国人的全民运动。但是,韩国的山绝大多数都不太高。首尔周边的北汉山等大多只有海拔七八百米,市区还有南山等几座海拔两三百米的小山。这些中国人眼里的小山包,韩国人爬起来一点儿都不含糊。山路上的韩国人,几乎都是从头到脚一身专业装备:头戴遮阳帽,身穿专用登山服,脚蹬高帮登山靴,戴着防滑手套,拿着登山杖,有些人连求生哨、对讲机都用上了。 除了登山,在别的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中,韩国人也是认真劲儿十足。去骑车,必定要头盔、骑行服、水袋、骑行鞋,全身披挂;去游泳,绝不会在游泳池里悠闲玩水,而是默默地游来游去,或者交流动作要领。更夸张的是,所有泳姿都学会还不够,还得会跳台出发、水中转体等。总之,一切向专业运动员看齐。棒球、足球、高尔夫球等其他运动无不如此。 也许在旁人看来,韩国人的这种做法太夸张,然而,正是这种认真劲儿,让韩国成为不折不扣的亚洲体育强国。在征服全球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25位登山运动员中,有4位来自韩国,3位来自中国。韩国高尔夫球高手的实力,就连老虎伍兹也不敢小觑。足球场上的韩国人,更是凭借“疯狂”的跑动、顽强的意志,成为亚洲足坛的领军者。 韩国人的认真在工作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不会有半点懈怠。有一次,我家里换窗帘,一位四五十岁的韩国大叔上门,测量、安装了半天,我觉得已经相当满意了,便付钱道谢。但是,他左看右看,总觉得不满意,最后,又全部拆下来重新安装,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出门时,还顺手把我家那不大灵活的门锁修好了。 2011年年初,一家韩国高档时装公司举行了一次“召回商品销毁仪式”,总经理和员工一起剪掉了总价值约合420万元人民币的崭新女装。这批衣服的质量有微小瑕疵,在没有任何消费者投诉的情况下,厂家主动召回并将其销毁。无独有偶,韩国另一家大型成衣制造商最近宣布,召回一千多件男装夹克,原因是夹克袖子上有一处并不显眼的英文单词拼写错误,“影响品牌形象”。 正是这种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成就了三星、LG、现代等一批韩国大企业,也使韩国从战争废墟中迅速崛起,成为与欧美强国比肩的发达经济体之一。 做一个有办法的女孩 梅子来自山村,貌不惊人,学历一般。她先是在上海媒体找了一份工作,接着,有位作家阿姨收她做干女儿。就在春风得意之时,梅子辞职经商。不到五年,顺利地成为有房有车有事业有爱情的“有女”。 今年夏天,我和梅子成了邻居。随着交往的加深,我发现了她的独特之处。十一期间,我与梅子结伴去贵州,我们在一小镇拍照片,突然遭到一群男子的围攻。在我被吓得手足无措时,梅子突然怒吼一声“我们是镇长家的客人,你们也敢欺负?”那群男子摇头表示怀疑,梅子竟然流利地说出镇长和他儿子的名字,还说我们就是镇长儿子在广州上大学的同学。男子们没等梅子说完,纷纷作鸟兽散。我舒了一口气,说:“幸亏你认识镇长,否则我们可惨了。”谁知她小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镇长,坐前排的几位乘客谈话中提到镇长的名字和他的儿子,我就记在心里,没想到真派上用场了。”我惊讶得无语。 我问及梅子与作家阿姨的关系时,她告诉我她们认识的过程。那时,梅子刚来上海,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那位阿姨经常来这家饭店就餐,有一天,她抱怨买不到小时候穿的“千层底”布鞋了。梅子多次悄悄观察阿姨脚的尺寸,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几个月后,朋友给阿姨订生日宴,梅子便给她的生日礼物夹上了这双“千层底”布鞋。知道真相后,阿姨非常感激梅子,从此便处处帮助她。至于后来经商,梅子也是在公交车上,听几位女同学抱怨买不起晚礼服。梅子灵机一动,在某高校周围开了服装出租店,生意果然红火。 朋友或客户在一起聊天,梅子总是倾听的时候多。她有一个小本子,悄悄记下别人的苦恼或者需求,在合适的时候给别人带来惊喜。久而久之,在大家心里,梅子成为一个诚心对待朋友的人。对梅子来说,别人的话语随时都能冒出与她有关的信号,她像一个特殊的接收台,接收这些信号,并为自己所用,导演出一出出精彩节目。 勤奋让世界如临大敌 人生有太多的困境,在困境中,我们如何度过?又如何化险为夷? 加倍勤奋、加倍付出,应该是最基本的方法,只是这种最基本的“笨”方法,经常会被聪明人弃置一旁,而聪明人也经常被困境打败。 我有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就是在3个月之内,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晋记者,变成一个对所有财经政策、商场动态、产业知识都朗朗上口的记者,而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读报不放过任何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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